〈流浪到捷克 張雍拍出《蒸發》〉
2009-12-14
轉載自／《中國時報》吳垠慧 台北報導
彷彿是應驗了左手臂上的文字刺青「La vie est ailleurs」（生活在他方），卅一歲的年輕攝影家張雍在捷克當了六年「波西米亞人」。這六年當中，他記錄捷克鄉下獵人、傳統馬戲團、吉普賽村落、中歐規模最大的精神病院、捷克Ａ片工業等邊緣族群。
他手上的文字刺青是引用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小說《生活在他方》裡的文字：「假如我們不能改變世界，那至少應該改變我們的生活，自由自在的活著……」
二○○二年暑假，張雍第一次前往歐洲自助旅行，走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中歐國家，便徹底著迷。張雍以為，回到台北就會淡忘捷克街頭那些吸引他的陌生臉孔，沒想到去捷克生活的意念卻益發強烈。他籌備好半年的生活費，踏上捷克土地，原本只想待半年，沒想到一晃竟然過了六年。
張雍說，是捷克人那不開心的面容吸引他，一九八九年捷克共產政權垮台，捷克人面對新生活轉變的陣痛。二○○五年，張雍展開捷克精神病院的拍攝計畫，「那家病院佔地有三個大安森林公園那麼大，設有卅多個部門，我拍攝的主要對象是第二部門，收容罹患憂鬱症的女性。」
「我想探究『偏見』，人們太輕易貼標籤在他人或事件上。我也投射了自己的情感，因為我是在捷克生活的東方人，同屬於邊緣族群。」張雍將拍攝作品匯成《蒸發》攝影集，在台北辦「波希米亞六年」攝影個展。
〈隱身的觀察者－專訪攝影人張雍〉
2009-12-24
轉載自／《破報》陳韋臻 報導
提起「藝術家」三個字，張雍站在台北小巷路旁，邊抽著菸邊與記者說：「討厭」。討厭在於藝術家三個字背後的身分指涉，也在於藝術家作為一種階級象徵。
記者詢問起其他報導中曾看見的「人道主義者」標籤，重新燃起一根菸，張雍說：「那是人家說的」。
談到自己跟拍完Ａ片工業後對於性產業的困惑，張雍晶亮雙眼對記者說：「有機會，我真的想認識你身邊那些會看Ａ片的女生朋友。」
當訪談結束，我察覺到，說起攝影家、藝術家或旅行者，似乎種種標籤放在張雍身上都顯得有些不吻合時，我才理解，可能這名遊蕩於不同被拍攝者身分、捷克各個城鎮間，領著相機嘗試記錄些什麼的張雍，真正的關切點，其實也只是為著尋求一種觀看與貼近的過程，以及在他而言或許永遠不會來臨的解答。
「我們都是病人，只是長的不一樣。」
一開始談起在捷克拍攝Bohnice精神病院的歷程，張雍表示，這個拍攝計畫持續至今已經四年多，「還沒拍完」。在最為密集的兩年拍攝期間，他每日或隔天去，或在病院中待上一整天或過夜，「在精神病院前三個月沒有拍任何照片，我可能相機帶了裡面沒有裝底片，相機就放桌上，給她們丟啊玩啊，後來大家就變的有點像朋友。」這樣一種攝影的態度，恐怕是在攝影家身上極少存在的。
一開始談起在捷克拍攝Bohnice精神病院的歷程，張雍表示，這個拍攝計畫持續至今已經四年多，「還沒拍完」。在最為密集的兩年拍攝期間，他每日或隔天去，或在病院中待上一整天或過夜，「在精神病院前三個月沒有拍任何照片，我可能相機帶了裡面沒有裝底片，相機就放桌上，給她們丟啊玩啊，後來大家就變的有點像朋友。」這樣一種攝影的態度，恐怕是在攝影家身上極少存在的。
在捷克待了六年多，拍攝對象由Bohnice精神病院中女性重度憂鬱症患者、Ａ片工業拍攝過程、傳統馬戲團、獵人，到當下正在進行的跨性別變性者的對象，張雍表示，在選取拍攝主題時，是朝向一般人帶有偏見目光的身分族群，例如精神病院，「一般布拉格人，如果你說了一個不好笑的笑話，他們就會說：『你是從Bohnice來的嗎？』」或者提起獵人時，就覺得他們就是到鄉下喝酒，然後射殺動物，「人或多或少都會有些偏見，但我自己比較不喜歡。」
向下，當提起自身同時作為攝影者與男性的外來者身分，闖入一個女性憂鬱症患者的空間，張雍第一時間闡述了作為攝影者必須面對的道德天枰，也就是一種公平的凝視角度，對此，張雍首先的選擇是與拍攝者互動，「我剛進去的時候，她們問我為什麼來這裡，我說，我也是病人。我們都是病人，只是長的不一樣。她們聽完就開始笑。」四年過去，張雍坐在地下室的展覽空間、身旁環繞自身作品時，娓娓回憶起與精神病患相處的經驗，他說，當時自己捷克語不流利，許多情境底下形成的誤解，也就實在地打破一般人對於「瘋子」的定義，「瘋狂就只是這樣……就只是不能理解……他們只是需要有人聆聽，好好聊一聊……當你看到有些人待了一段時間回家，一個月之後又被送回來，跟當初離開開心健康的樣子判若兩人，你就會知道，真正的問題其實是在外面，是在真實世界裡面……」
類似的一種與外在世界隔絕之境，勾出了張雍數個月跟隨當地傳統馬戲團拍攝後台的計畫，「每次我經過貨櫃車改裝的大門，工作人員穿禮服，進出口兩個門連接不同世界，買票進去看戲出來的人都很開心。但我永遠看到站在那裡的工作人員是不開心的。」於是因著一股好奇心，張雍走進了舞台幕後與拖車之中，遇見在觀眾台上看不見的遊蕩馬戲人生，也與小丑當成了好朋友，隨著他們前往其他城市演出，或在布拉格與他們在公園內巡迴，「一個小丑四十出頭，跟我很好，他有個十八歲的女朋友。你小時候不會想像一個小丑會抽煙，但他就還著妝時在我面前抽煙，那感覺很怪……」張雍說著說著笑起來，像是一名孩童般的訝異夢幻世界崩毀，也是一名成人看見生命的真實質地。
與原罪相抗衡的力道
面對的相機作為權力象徵的特性，如何與此「原罪」相處並嘗試翻轉權力結構，則貫穿了張雍每個拍攝當下的動作與思惟，而他也尋找出屬於他信仰的結構關係，也就是「團隊合作」－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作為一個團隊的信念。剝削或者目光承載的客體，在張雍攝影過程中被排除在思考之外，承接了其恩師Viktor Kolar的理念，張雍深信只要掌鏡者願意，一種友善與平等的關係將會產出，「沒有那些人的開放或合作信任，拍出來只會有兩種可能，一是裡面沒有東西，一是他們不舒服的狀態。」這或許解釋了何以在張雍關於Ａ片工業的作品《情慾布拉格》（Praha Erotica）短片中，呈現的並非慣見的情色獵奇，相反地，觀者可能是個隱身的在場者、被男優凝視的目光承載體，也可能只是觀看鏡像的任何人。
面對的相機作為權力象徵的特性，如何與此「原罪」相處並嘗試翻轉權力結構，則貫穿了張雍每個拍攝當下的動作與思惟，而他也尋找出屬於他信仰的結構關係，也就是「團隊合作」－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作為一個團隊的信念。剝削或者目光承載的客體，在張雍攝影過程中被排除在思考之外，承接了其恩師Viktor Kolar的理念，張雍深信只要掌鏡者願意，一種友善與平等的關係將會產出，「沒有那些人的開放或合作信任，拍出來只會有兩種可能，一是裡面沒有東西，一是他們不舒服的狀態。」這或許解釋了何以在張雍關於Ａ片工業的作品《情慾布拉格》（Praha Erotica）短片中，呈現的並非慣見的情色獵奇，相反地，觀者可能是個隱身的在場者、被男優凝視的目光承載體，也可能只是觀看鏡像的任何人。
至於究竟如何理解Ａ片工業，張雍坦承自身並不喜歡，然而，「我跟了兩年，時間不夠我去理解作判斷。我還在找那個答案，我不想下結論，也許永遠也不會有結論。」然而，日後走入不同性產業的場景，也讓張雍對「自以為良善的立意」產生懷疑，例如與捷克德國邊境妓女的接觸，被奪走底片並潑酒在臉上，或者走入現場實境秀天體換妻俱樂部Big Sister，被強行脫掉衣服，以要求「公平」的經驗，讓他開始反省最初的立意，「也許她們並不期待被理解」。在這些情況底下，張雍選擇是放棄，銜接著張雍對「團隊合作」的信念，他並不強迫進入也不以金錢買通，「像是到印度花錢拍小孩的照片，那是最自私的紀念品。」
至於往後是否會重新進入？「我現在這個階段還沒準備好回去，我也不想強迫我自己。如果我準備好了，就是我會不穿衣服跟他們一樣裸體回去。」語畢，其臉上的認真，讓記者理解到，即使張雍選擇放棄，同時在做的也是探詢自己的道德底限，並且不排除一切衝破的可能。
生活，不在他方
手臂上刺著「La Vie est Ailleurs」（生活在他方），張雍大笑著說：「這是一本很爛的書，米蘭昆德拉的書名。」與記者分享自己超愛赫拉巴爾的同時，提起米蘭昆德拉這本書，張雍一臉戲謔地說：「大家都誤會了，這句話並不是在說『生活在別的地方』，而是一個提醒，提醒自己生活就是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
手臂上刺著「La Vie est Ailleurs」（生活在他方），張雍大笑著說：「這是一本很爛的書，米蘭昆德拉的書名。」與記者分享自己超愛赫拉巴爾的同時，提起米蘭昆德拉這本書，張雍一臉戲謔地說：「大家都誤會了，這句話並不是在說『生活在別的地方』，而是一個提醒，提醒自己生活就是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
二十五的年歲，張雍隻身來到布拉格，談起異鄉的生活，他將之形容為「無重力」的情況，相對於在台灣時必須對抗的重力，兩者都不好跨越。而似乎，「生活在他方」一句話的誤解與真意，似乎同時隱喻了張雍從年輕時期擺脫台灣傳統生命期盼遠行，而後再往回觀看自己與生活的關係。「良善」、「道德」、「信仰」，似乎與身分標籤一樣，擺在張雍身上都顯得怪彆扭的，想到底，他的作為真的也只是一場探究，「了解關於人的任何道理」，就像談到每一則他著手並發表在展覽與書籍上的作品時，無論過程究竟多長，他自己總是說尚未完成，面對影像中靜定的黑白色調或凝視鏡頭與觀者的人們，他會跟你說：「我拍他們的故事，抽象一點就是他們的靈魂。這只是剛開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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