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傳播學者郭力昕不是一個多產的評論者,但卻可能是對台灣文化界近幾在攝影與紀錄片問題的反思上,影響最深刻的一位。最早是於八、九〇年代之交在報章撰述媒體生態與電視文化議題,郭力昕強烈批判黨政對媒體的干預,批評電視節目對商業、美式價值與性別刻板的不加反省。後來,《人間》雜誌出身、本就對攝影有著濃厚興趣的他,開始撰寫攝影文化評述,1998年的《書寫攝影》是當時少見的攝影文集,開篇第一章即對以郎靜山為代表的戰後攝影文化,提出強烈批評。這對當時對攝影初感興趣的我是一顆震撼彈,從中始認識了何經泰等重要攝影師,粗淺接受些西方脈絡下影像思辨,更理解到由於長期欠缺攝影理論的引介與建立,以致當時的攝影討論往往僅止於沙龍美學或器材技法,可說是第一本將我從「攝影等於玩相機」的困惑中解救出來的論集。
隨後,受到西方對人道英雄式攝影的批判之啟示,郭很早意識與反省到長期佔據本地影像主流的濫情文化問題。1999年的〈從阮義忠的攝影談起:告別不了的濫情主義文化〉一文,對阮義忠的影像作品提出了至為嚴厲的批判,除了質疑其作品中的城鄉對立簡化思維外,更試圖將問題提升至社會集體濫情文化氾濫的核心。乍看火力猛烈又具針對性,實則可見郭以認真負責的態度所進行不簡化偷懶的長論,目的不在咎責攝影師個人,而是展現了追索當代文化現象的一種理性態度,這條思索基調,延伸到他後來對《生命》、《水蜜桃阿嬤》和《±2℃》等氾濫的紀錄片濫情現象之批評。郭以為,藝文工作者長期以來不加反省地製造感動論述,映現的正是思想與創作能力的貧乏,這類影像不僅無助認識問題,也阻礙了從現實批判中所能產生的進步與能動性。
同樣脈絡,攝影裡的傳統紀實影像與新聞攝影往往也落入這類盲點,在宗教犧牲式的苦勞中所追逐與生產的奇觀與感動,經常簡化了政治性與脈絡性,只提供表面與視覺。在他今年終於出版的第二本專著《再寫攝影》裡,同樣一開始就如此批評傳統紀實,在強調非一筆抹消的前提下,建議讀者不須再「長期單一地寄望於這種充滿限制、甚至獨斷地認識現實世界的方式」。 這本讓人引頸的攝影專著分為三個部分:首先寫攝影與新聞、戰爭、地景、政治等個面向之間的關係,其次討論十來位台灣攝影家及其作品,最後評論十本攝影專書。全書顯現作者十餘年來在攝影上的思考發展,也可見其不只將眼光放在專業者身上,更熱情關注近來社運團體培養移工與遊民用相機為自己發言的所謂業餘攝影之上。
距離上一本書竟相隔十五年,期間一邊以學術論文探討紀實攝影的政治性,一邊以評論持續觀察攝影與紀錄片現狀,文章散見各處,更協助《攝影之聲》此高品質攝影雜誌之出版。郭力昕其實不如自己所言懶散,反倒看似對堆砌著作、累積地位的工作不大經心。此外,從他近來評論更可見其對誠懇的影像作品不乏鼓勵稱許,但對思考不謹慎的作品依舊不少批判。這種對事不對人的評論態度,在充斥友情政治的文藝圈裡也算少數。尤其在現下這個沒人願意當烏鴉、文化人越來越傾向不得罪不樹敵的態度下,這類勇於批評的話也許更值得傾聽。最後,借用郭在1993年寫過一篇〈我們需要攝影理論〉之語,我想我們不僅需要攝影理論,而且還需要具批判性的攝影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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